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初，愈至潮阳，既视事，询更民疾苦，皆曰：“郡西湫水有鳄鱼，卵而化，长数丈，食民畜产将尽，于是民贫。”居数日，愈往视之，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，投之湫水，之。之夕，有暴风雷起于湫中。数日，湫水尽涸，徙于旧湫西六十里。自是潮人无鳄患。

正是这一百来字的记述，加上韩愈的《鳄鱼文》，千百年来引发了学人几无穷期的纷争。褒扬者固非少数，而贬责者人数似更多，尤其是近现代的学者，言辞越发激烈。

胡适在他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中指出：“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（话），是韩愈自造的”。1979年，吴世昌则在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——试论韩愈其人》中说《祭鳄鱼文》“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、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。“这位自称不信佛、不信神仙的儒家大师，竟能使鬼神呼风唤雨，当天晚上就‘有暴风震雷起湫水中，数日水尽涸’，鳄鱼们‘西迁六十里，从此潮州无鳄鱼之患了’。”“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，无聊之极。”郭朋在《隋唐佛教·下篇》中甚至说韩愈“一到潮州，就演出了一幕‘祭鳄鱼’的闹剧……堂堂一代大儒、朝廷命宫，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，当成谈判的对象。要同他们进行‘谈判’已经是愚不可及了，而最后那种‘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’的劲头，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‘堂·吉诃德’了！”

因此，在评论韩愈祭鳄行动之前，必须先明确两个问题：鳄鱼远徙的神话是不是韩愈自造的？“正史”《旧唐书》为何要写入这个“神话”？

宋·周必大《二老堂杂志》［韩退之鳄文、台参）条谓：“《韩退之传》载潮州逐鳄事，而李翱《行状》，皇甫《神道碑》、《墓志铭》皆不书，……翱、时人，不应谬忘，岂以鳄近语怪，故删去乎？《本传》止据《昌黎集》所载而书之耶？”周必大的话不无道理，但最后的设问却缺乏依据。
读过《鳄鱼文》的人都清楚，该文既无“祭”、“”等字眼，也没有对逐鳄过程作任何描述，更没有片言只语提及“祭”的效果。所以，说韩愈自造鳄鱼远徙的神话，岂不冤枉？把五代后晋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，即韩愈死后120年左右才修成的《旧唐书》中的记述，强栽到退之的身上，然后横加贬嘲、大张挞伐，张冠李戴，却理直气壮，自我感觉良好，真不明白这些大学者们何以会如此粗心！
那么，《旧唐书》的作者刘又是何所据而创造出潮州鳄鱼远徙的“神话”呢？依笔者管见，他所依据的蓝本就是唐代张读的《宣室志》。是书卷四《韩愈驱鳄》条云：

吏部侍郎韩昌黎公愈，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。先是郡西有大湫，中有鳄鱼，长者百尺，每一怒，则湫水腾溢，林岭如震。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，辄吸而噬之，一瞬而尽，为所害者，莫可胜计。民患之有年矣！及愈刺郡，即至之三日，问民间不便事，俱曰“郡西湫中之鳄鱼也。”愈曰：“吾闻至诚感神；昔鲁恭宰中牟，雉驯而蝗避；黄霸治九江，虎皆遁去。是知政之所感，故能化鸟兽矣。”即命梃椽以牢礼陈于湫之傍，且祝曰：“汝，水族也，无为生人患，将以酒沃之。”是夕，郡西有暴风雷，声振山郭，夜分雯焉。明日，里民视其湫，水已尽。公命使穷其迹，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，巨鳄也随而徙焉。自是郡民获免其患。政工部郎中皇甫撰《愈神道碑序》曰：刑部为潮阳守，云“峒獠海夷，陶然自化，鳄鱼稻蟹，不暴民物。”盖谓此也。

把上文和《韩愈本传》驱鳄事作一对照，其源流关系，一目了然。

《宣室志》是一部记述仙鬼灵异故事的笔记（按，汉文帝曾在宫中宣室召见贾谊，问鬼神事，故以此典故作为书名）。作者张读是深州陆泽人（今河北省深县），生平事略附见于《旧唐书·张荐传》。他生于唐文宗大和八年（834年，即韩愈去世后十年），宦迹未及潮州。是书撰写年代为851－874年之间，故上述文字，无疑是一则录自民间传说的、关于韩愈驱鳄的原始记载。

民间传说难免有夸大失真甚至荒诞无稽之处。但人世间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僧，传说中的主角不是别人而正是韩愈。这充分说明：驱鳄行动决非子虚乌有，以致韩愈离开潮州后，潮人犹不时传颂并迅速传至北方，只是在流播过程中，逐渐失却本来面目，成为迹近荒诞的神话罢了。但其中的“郡西”、“湫西六十里”却与古潮州溪的流向完全吻合。潮州有鳄；韩愈没有对祭鳄一事作自我吹嘘；《韩愈传》中鳄鱼远徙的记载源于民间传说。这三个前提明确以后，我们便可以比较客观地对韩愈祭鳄一事进行评述了。

1、关于祭祀活动

《鳄鱼文》虽未出现‘祭’字，但文中已点明：“潮州刺史韩愈，使军事衙推秦济，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，以与鳄鱼食，而告之曰……”则韩愈确曾“祭鳄”，无须讳言。
韩愈不是超时代的英雄，其言行当然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，而是须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社会环境的各种制约。

清·何焯《义门读书记·昌黎集评语》卷八谓：“古者猫虎之类，俱有迎祭。而除治虫兽鼋龟，犹设专官，不以为物而不教且制也。”猫虎既可迎祭，则雅好古义古礼，念念不忘“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”的韩愈，当不以祭鳄为非。何况，祭祀往往还是古代官员必须恪守的仪典。翻开唐人文集，祭这祭那的文章正不知有多少。

唐代张《朝野佥载》谓：“唐初以来，百姓多事狐神，房中祭祀乞恩，食饮与人同之，事者非一主。当时有谚曰：‘无狐魅，不成村。’”“岭南风俗，家有人病，先杀鸡鹅等以祀之，将为修福。若不差，即次杀猪狗以祈之。不差，即杀太牢（牛）以祷之。更不差，即是命，不复更祈。”在这种“无狐不村”、“有病不求药”的历史背景、民情风俗的支配下，（即使 是在今天，民家奉神灵、贴符咒、祭路头”等现象也远未绝迹）为了消弥鳄患，破除民众对鳄鱼的恐惧心理，（它可是比“狐神”厉害百倍的“凶神”！）韩愈采用了能为当时的社会民众所接受的祭祀形式，是历史条件使然。
恩格斯说得好：“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，要掀起巨大的风暴，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。”可借的是，不少批韩家却老爱以“科学的眼光”去衡量千余年前的社会活动，从而指斥韩愈祭鳄是骗人的勾当，是愚弄人民的手段、欺世盗名的拙劣表演！

2、祭鳄的动机和措施《鳄鱼文》第一句话是“维年月日”，有的版本则为“维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”；《唐书·本传》，则云：“初，愈至潮，问民疾苦……数日，愈自往视，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。”总之，是到任不久，即有祭鳄之举。这种高效率的工作作风，即使在今日，也很值得称道。何况，韩愈虽是一州刺史，却是因谏迎佛骨而差一点被皇帝砍头的罪臣。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”，这一次贬谪，是他晚年最大的政治打击。从刑部侍郎的高位一下子流放到边远小州，前路茫茫，生死未卜；家人离散，12岁的小女儿又惨死于商南的层峰驿下！如果不抱偏见、设身处地地体味一下，当可了解韩愈那种悲愤、忧痛的复杂心境。像这样一个沉浮于险象四伏的宦海中，挣扎在命运漩涡里的封建官僚，如果刚一到任便一门心思地琢磨着怎样导演“一幕‘祭鳄鱼’的闹剧”，那才是乖情悖理的咄咄怪事！

唐·皇甫《韩文公神道碑》谓：“大官谪为州县，簿不治务。”也就是说，朝廷大员被贬到地方后，躺倒不干，几成惯例。但“先生临之，若以资迁”。是什么原因促使韩愈一上任便马上视事，像一个刚从下层提拔上来的小吏一样的呢？

基本原因当然是韩愈身上那种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的积极用世、“欲为圣明除弊事”的儒家精神。这从他治潮七个多月中，高效且不遗余力地发展农桑、释放奴婢、兴学育才等实践中可得到充分印证。此外，尚有两个必须考虑的外部因素：

在来潮州贬途上的昌乐泷，韩愈早已了解到“恶溪瘴毒聚，雷电常汹汹。鳄鱼大于船，牙眼怖杀侬”的情况。对于未来住所这一暴虐民物的祸害将如何治理，他一定已有所考虑，因而一旦上任并进一步掌握具体情势后，便能迅速决策。

如前所述，韩江古河道是从竹竿山经现在的西湖向枫溪、凤塘方向延伸。道光《广东通志·古迹略》云：“唐刺史公堂，址在郡北金山麓。”可见，恶溪与刺史官署近在咫尺。鳄鱼是不认“官”的，它既可肆虐于百姓，自然也会给刺史和他的属员们带来严重的威胁。这应该是韩愈上任后先抓治鳄这一大事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。

凭一纸祭文当然不可能吓走鳄鱼。《鳄鱼文》只能是动员民众消弥恐惧心理，齐心协力驱除鳄患的檄文。但其末段的几句话：“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听其言，不徙以避之，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，皆可杀。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，其无悔！”却使后人能推见韩愈不肯为鳄鱼“低首下心，，为民吏羞，以偷活于此”的气概与驱鳄的具体措施。

鳄鱼皮既然是循、潮州的贡品，两州必有专门制服鳄鱼的猎户，强弓毒矢是当时制服鳄鱼最有效的远程武器，所以“选材技束民，操强弓毒矢”决非虚应文字，而确确实实是其时其地切实可行的驱鳄措施。